1960年，那位跟红军很熟的美国记者斯诺，就是写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那位，他又来了中国。这次，他专门去采访了毛主席，俩人坐在一起，好好聊了聊以前的那些事儿。

聊得很投机时，斯诺忽然问起：你这一辈子，觉得啥时候最难熬？毛主席想了一会儿，抽起烟来，说是在长征过草地那会儿，队伍分开走，党内的情况真是糟糕透了，差点儿就闹起内讧来。那时候，跟他唱反调的是张国焘。

还好，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。张国焘往南走以后，兵力大减，最后只好到延安和中央碰头。

但挺让人琢磨不透的是，他都已经决定去延安了，怎么一年半载后就突然反水了呢？还有啊，等咱国家建立起来了，他两次申请想回来，中央也都点头同意了，可他最终咋还是没踏上归途呢？

1936年10月，张国焘带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抵达了陕北，他那时候表明了自己愿意听从毛主席在党里的带头指挥。对于他之前搞分裂、搞军阀那一套，中央是给了他批评的，但也没把他一棍子打死，后来还让他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，甚至还代理过主席的职务。

之前他还老实地过了阵子安稳日子，但到了1937年11月的一天，突然有人找上门来，让他赶紧把窑洞空出来。张国焘一头雾水，问这是要给谁住，那人说是给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准备的。

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张国焘的脸色就绷紧了。他以前在苏联跟王明打过交道，对王明的性格了如指掌。毛主席嘛，有时还会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可要是一不小心落到王明手里，那可就惨了。

一见面，王明就直接给了个狠的，他告诉张国焘，黄超和李特已经招供，他们是托派，眼看就要被处死了。这两个人，以前都是站在张国焘那边的。王明这么说，明显是在敲山震虎，张国焘一听，心里头直打鼓，害怕得很。

1938年年初时候，黄超和李特牺牲的事儿传回了延安，这让张国焘整天提心吊胆，老觉得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。他心里一慌，就开始偷偷计划逃跑。到了1938年4月头上，他终于瞅准了个空子，借着去祭拜黄帝陵的名义，脚底抹油，一溜烟儿地跑向了国民党那边。

中央知道这事儿后，大吃一惊，好几位大佬一块儿给他发了封挽留信，信里这么说：“国焘同志啊，你这一走，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。现在国家有难，咱们党内得更团结，给全党全国做个榜样，这样才能一起救国家于水火。你一直爱党爱国，这点道理肯定能懂。政府那边工作确实重要，但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来，我们都在盼着呢。”

信尾署名是毛主席、陈云、康生和刘少奇四位领导人，他们用真挚的话语劝说着张国焘能够及时回头，别再一条路走到黑。但张国焘呢，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。

那时候，张国焘溜达到了武汉，碰巧周恩来也在那儿，他是中共长江局的副书记。周恩来好几次上门去找他，想请他到八路军的办事处落脚，可张国焘硬是不答应，非得赖在国民党给安排的大华饭店不走。

4月16号那天，周总理又一次去找了张国焘。可张国焘却说要去找蒋介石汇报事情，周总理没办法，只能跟着一起去。到了蒋介石那儿，张国焘立马变得低声下气，说什么自己在外面糊涂了好些年。这话让周总理特别恼火，他当场就反驳说：你糊涂我可不跟着糊涂！

尽管张国焘一举一动都明摆着要走另一条道儿，我党还是尝试着拉他一把。到了4月17号，周总理又去找了张国焘，跟他说，中央这边有三个提议：要么回党里头继续干；要么跟党请个假，歇阵子；再要么，就直接离开党。

张国焘当时随便应付说，他还得再考虑几天，但周总理一走，他立马就钻进了戴笠派来接他的车里，彻底叛变了。到了这步田地，中央在4月19号发出了《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》。

他因为急着出发，身边只跟了一个叫张海的警卫员。可张海一到武汉，就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，立马脚底抹油，跑到八路军办事处，说要继续投身革命。

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那时候在延安，肚子里还怀着六个月大的娃。中央对她挺照顾，没有难为她，毛主席还大方地给了她五百大洋，让她去武汉试试劝张国焘回来。不过呢，杨子烈这一去，就再也没回来，直接留在了张国焘的身边。

国民党一开始觉得，张国焘以前当过大官，手里头肯定有不少重要情报，还能拉拢些大人物，所以就让他当了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”的头儿，专门负责去挖中共的墙角。

戴笠起初对张国焘挺上心，需要啥资源就给啥，毫不含糊。但张国焘已经好久没在核心圈子里转悠了，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摸不着边。再说，以前红四方面军的那些将领，心里还是向着党的。这么一来二去，几年时间过去了，他的工作还是没啥起色。国民党那边也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。

戴笠后来跟蒋介石讲：那些能背叛共产党的人，也可能会随时反水咱们。因此，张国焘慢慢就只是个空壳子了，他自己也直抱怨：我没啥辙，没啥事干，天天就坐那一两个小时，真没意思。

1948年年底那会儿，国民党已经快要不行了，张国焘火急火燎地带着全家逃到台湾。可到了那儿，日子反而更没盼头了。国民党没给他找工作不说，还把他房子给收了。见在台湾待不下去，1949年，张国焘干脆跑香港去了。

他用了个假名“凯音”，在九龙老街的一栋老旧楼房里安顿下来。那房子挺普通，三室一厅，但每月租金却要6000港币，这让手头拮据的张国焘挺犯难。抗美援朝一开打，国际金价噌噌往上涨。张国焘瞅准时机，在战争快结束时，把攒下的5000美元全投进去了，就盼着能捞点外快。

可谁承想，他刚把金子买到手，金价就像滑梯一样直往下掉，最后算来算去，口袋里就剩下了两千美元，连家里吃饭的钱都快不够了。这时候，他心里开始琢磨，“要不，还是回国吧。”

1951年春天4月份，张国焘给自个儿的弟弟张国杰写了封信，信里头说：我现在手头紧得很，就靠老大海威当老师那点工资养活全家。琢磨着想把老二湘楚和老三渝川先送回咱老家，让爸妈帮忙照看一下。家里头觉得咋样？赶紧给我个信儿。说实话，他这就是在摸摸底，要是上头能让孩子们回去，那他接下来就该琢磨着自己也回去的事儿了。

1953年，国内一片繁荣景象，张国焘就没再拐弯抹角，直接去找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头人，想通过这个路子表达自己想回国的愿望。中央知道这事儿后，少奇同志就代表中央书记处给张国焘回了话，答应让他回国。

还有个额外的要求，就是张国焘得写份书面东西，认错自己叛党的事儿。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儿，可张国焘偏偏不乐意，因此这次他没能去成。

1958年的时候，张国焘又一次表达了想要回国的意愿，他还希望能获得点生活上的援助。这事儿传到毛主席耳朵里，他老人家直接发了话：得劝劝张国焘，让他跟美国人那边断了联系。要是真能做到，咱们可以考虑给他点生活上的补贴。这是毛主席的意思。

说白了，就是答应他回来，但得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别再跟美国人混在一起了。可张国焘还是不买账，原因是美国人已经答应按月给他钱了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美国那边对中国领导层挺上心，特别是张国焘。这不，有所美国大学找上了他，说愿意按月付钱，让他写写自己的回忆录。但有个条件，就是回忆录的英文版权得归这所大学。

张国焘一看生活有了保障，立马就点头同意了。接着，他花了4年时间捣鼓出一本名叫《我的往事》的书，这本书在国外还火了一阵子，让他狠狠赚了一笔钱。

1968年，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找儿子。不过呢，他儿子手头也不宽裕。后来听说加拿大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养老，他就和老婆一起住进了养老院。虽然吃喝不愁了，但日子肯定没法过得太舒坦。

1973年那会儿，张国焘因为中风，身体落下了大毛病，右手右脚都不咋听使唤了。他后来就跟加拿大政府说，想去养老院住着。时间一晃到了1979年冬天，有天晚上，天气冷得要命，温度都掉到零下十几度了。张国焘缩在被窝里直哆嗦。可谁知道，半夜里他的被子滑到地上了。他那不能动的半边身子，压根没法把被子捡起来。

费了好大劲，他用唯一能动的那只手按响了求助铃，可左等右等就是没人来。等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工作人员发现了他，但那时他已经被冻得不行了。这位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，就这样离开了人世，享年82岁。

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，在其离世后曾留下过一番令人深思的话语。她提到，两人虽为共产党一员长达20年，但最终却走向了与其背道而驰的道路，共计40年里，他们似乎并未享受到丝毫的福泽。这番话不禁让人感慨，人生的际遇与选择，有时确实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曲折与不公。

说公平？像曾中生、旷继勋、许继慎这些被张国焘错误处决的革命英雄，他们上哪儿找公道去？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，还一个劲儿怪别人，这可真够让人哭笑不得的。